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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求是》杂志

时间:2019-11-04 19:38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黄苇町,男,1947年生于山西省泽州县周村镇苇町村,籍贯湖南省华容县。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光学材料专业。著名经济学家、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以《苏共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

  有人提出经济依据,就是我们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的增长下行,而且到第三季度增长率下降到7.4%,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具体看,增长率虽然下降了,但是增长质量提高了。就拿去年来说,去年我们现在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已经超过了50%,所以消费和投资相比,现在消费提高了,这正好是我们调整的一个目的。

  以来这5年确实是非常不平凡的5年,面对那么多的困难,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繁重的任务,我们终于通过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最后实现了我们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这让我们对的胜利召开充满信心。

  我们不仅要用我们党和政府的机构来反,还要依靠人民群众来反,那么首先要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点来说,我们这些年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包括中央机关“三公”经费公开,这些方面在做大量的工作。这些举措获得人民的满意,就是对我们反斗争的最高标准。

  老百姓对党的期待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问题,实际上两个问题是相通的,老百姓不仅关注自己经济上的权益,也关注自己的权益。老百姓也关心所在企业的干部任用,关心这个企业的管理,这已经成为我们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和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

  简介: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就必须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个道路。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国家富强。

  黄苇町:我整体的感受就是报告中洋溢着一种充满信心的气氛,对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充满信心,对我们事业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我觉得这也是广大干部和网友的一种共同感受。我觉得这次七中全会包括报告突出两大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对局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而且它用了6个短句、18个字来谈,第一个就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我觉得这18个字把工作成效高度浓缩的体现出来了。再有,对我们党五年所做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因为这5年确实非常不平凡的5年,面对那么多的困难,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繁重的任务,我们终于通过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最后实现了我们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第一,首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因为当时5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在抓经济结构的调整。另外当时经济出现过热的势头,我们还在抓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首先是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再就是5.12大地震,接着就是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实际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标志,一个开端,所以我们当时受到的金融冲击非常大。当时我们外向型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很快了,但也面临订单减少、生产下降、企业亏损的困境,而且有些外资企业甚至因为资不抵债,弃厂而逃,而政府这时候财政收入减少了,可还要替他们收拾乱摊子。这个时候整个情况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很多农民工当时还没有到过节就已经纷纷回家,因为他已经失去工作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党中央及时的出手,推进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同时还推进了十项来保增长、保民生、扩大内需的措施,所以就很快地扭转了这个形势,实现了经济的回稳和向好,在世界上第一个,所以当时我们很自豪地说风景这边独好。在这个情况下,而且在这同时的几年中间,我们首先超过了日本、德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进出口上,后来也超越了德国成为第一位。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发展依然的非常迅速,这是第一个大的不平凡之处。

  第二个,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我们还在抓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并没有因为来了金融危机就乱了方寸,当时总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表面上是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所以党中央提出要通过危机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放松这个工作,可以说这时候是新矛盾、旧问题是一起出现的时候,我们坚持这样做,而且确实在转变生产方式上,我们最终取得了一个很突出的成果。

  第三个,我们在保增长的时候,在抓转变方式的时候,任务这么繁重的时候,我们其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次七中全会公报体现出十个方面的成绩,新成绩、新局面、新进步。时间关系不展开讲了。

  再有,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又在改善民生上迈出了最大的一个步伐。我们在这个时候建成了惠及13亿人的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惠农政策,还有在很多方面,如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个时期都是非常大的。

  黄苇町:我觉得首先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重要思想的理论指导,同时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和实现科学发展观,这些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我们能够取得成绩、能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根本。当然除了理论指导之外,我们还有一支非常好的干部队伍,这支干部队伍能够坚持党的宗旨,清廉、务实、奉献,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在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深入地结合各地的实际、把我们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有人可能问出来问题怎么办?我们承认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当中确实存在现象,但只是少数人,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廉政奉公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我们这么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三,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很多的、数以百万计的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他们首先跟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对我们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的福祉有很强的责任感,而且在关键时刻能冲得上去。在汶川大地震以后,上百万的甚至更多的党员参加了党员突击队,活跃在震区,我觉得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所以我们改革取得的一切成绩关键在党,这是最根本的。

  黄苇町:自本世纪以来甚至更早的时间,从苏东剧变以后,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国,有人提出来发源于20世纪的中国主义必将终结于20世纪,又有人说中国最持10年,这次又继续唱衰,他们还提出经济依据,就是我们出现了连续七个季度的增长下行,而且到第三季度增长率下降到7.4%,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具体看。第一个问题,确实要看到它可能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对我们的冲击,因为我们的经济外向型已经很大,它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展,这次广交会,从客商数量和这次成交金额都下降了将近10%左右,这也是一个说明。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个东西并不是绝对的,现在的金融危机时期,像欧洲和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对于价廉物美的中国的商品需求应该是上升的,所以这方面来说,并不都是绝对的。

  还有一个我们这些年的对外“走出去”,中央号召“走出去”,我们经济对外投资很大,现在对外投资达到了600多个亿,这是非金融类的600多个亿对外投资,可以说是2003年的将近20倍,对外投资很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带动了我们的设备出口,带动了我们一些物资出口,还有劳务出口,这本身又可以起一个很好平衡国际贸易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要看到的。

  第二个方面我们还要看到,现在的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本身也有为了我们调结构、转方式来主动进行的一个结果,我们实际上还在压缩各种高耗能、高污染的产能,我们并没有放松这个方面的工作。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方面,一是增长率虽然下降了,但是增长质量提高了。就拿去年来说,去年我们现在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已经超过了50%,所以消费和投资相比,现在消费提高了,这正好是我们调整的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好的。再有,从2010年以来这两年我们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中西部城市居民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在缩小,也出现一个很良好的势头。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充分看到的。

  再有一个方面,我们本身还有最大的增长动力就是我们城市化正在进行,现在我们城市化去年刚超过了50%,达到了51%,而发达国家实际上现在都达到78%-80%左右,在我们来说,我们还有将近三十个增长点。那么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不得了,而且农民一旦进入城市,转化为市味着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从消费额来讲,一个农民真正成为市民之后,其收入和消费至少增加3倍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市民本身的消费相当于三个农民,这样就会带动消费大大增加。

  另外还会带动固定资产的投入,农民变为工人以后,劳动生产率会上升,经济效率会提高,这本身对我们起很重要的作用,很大的动力,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这将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持久不衰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城市化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对于我们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农村的规模经营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再加上我们党这些年惠农政策是一项接一项出台,我们有这么几条政策是很好的,一个就是18亿亩耕地的红线%的粮食靠自己解决,这不能变。中国13亿人的吃饭绝不能寄托别人,我们现在抓的省长要负责米袋子,省里省长要负责解决本地的粮食产量问题。市长要负责菜篮子,这都是我们现在对农业发展的一种很科学性的红线。所以我们农业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有些人现在在宣传很多外资正在撤出中国,因为中国出现了“用工荒”,随着现在保护劳动者权益这方面越来越完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消失了,很多人在转向越南、菲律宾,实际上根据我们统计部门调查,并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决定一个投资部门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力价格,你的基础设施如何,你的市场尤其重要,你能不能给他的商品销售提供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条件。而且我们四万亿的投资对我们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有些外商在大举的西进和进入我们中西部地区,包括像有几百万员工,像的郭台铭的富士康,像他这个企业,现在可以算作“巨无霸”,进入河南、山西。这方面,我觉得外资的形势并不是像他们说的,所以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讲,中国还有非常强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黄苇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无论当前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们党的宗旨,应该说都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经济在迅速转型,另外在高速增长,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时候易发多发,实际上是一种客观规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概莫能外,欧洲国家在经济高速的时候都出现,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国家成长中的突出烦恼。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方面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总的来说,我们党在反腐问题上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首先是从来没有放松过反斗争,从1993年的二次全会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党的总参加了每一年的中央纪委全会,连续二十年,一年都没有漏过,而且发表讲话,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我们这样高度重视反斗争。此外我们把反斗争也纳入了国家整体发展工作、整体发展战略中,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罚并举、标准预防,包括我们提出加强惩罚体系的建设。

  但是我觉得下一步来说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抓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步还是要加大惩治的力度,减少在我们党内的存活力,不仅要打“大老虎”,还要打“小苍蝇”,这一点要加大办案的力度和惩治力度。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的风险远远大于他可能获得的收入,加大它的风险。如果不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不管我们是杀鸡骇猴,或者杀猴骇猴,或者杀虎骇猴都不会起到作用,首先要坚决惩治。包括最近查出的像,像刘志军这些案件,都体现了中央惩治的决心,这也给人民信心。第二个,加强对的预防,加重预防,加重制度建设,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减少的机会,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最根本的,因为就是对公共权力滥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制度设计使公共权力必须规范运行,不能允许他暗箱操作,不能允许搞不规范的操作。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设廉洁,这个实际上也是中央从更高的视野和站位来看我们的反斗争。廉洁包括什么内容呢?首先要干部清廉,这是一个基础,而且老百姓也最看这个,所以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要干部特别注重德,这个非常重要的,首先要看干部的德,有一个说法,一个干部要是德才兼备,这个是优质品。你要是有德无才,这其实就是次品,就是不合格品了。那无德无才是废品,要是无德有才是危险品。

  黄苇町:造成损失,干部问题更大,我们在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首先干部清廉是第一位,党政廉洁,党政廉洁很重要的方面,包括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政府和企业的界限,这一点上政府首先要当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这方面不要什么政府都去管,政府管得太多也增加的机会。再有就是清明,清明的要求更高了,清明实际上更多讲的就是要建设,我们不仅要和我们党的机构来反,要依靠人民群众来反,就像说的依靠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我觉得这样,对反工作才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么怎么群众监督,首先要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就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点来说,我们这些年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包括中央机关“三公”经费公开,这些方面在做大量的工作。当然人民满意是两方面,人民满意既是我们首先的工作内容,严重查处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动。另外一方面人民满意,也是对我们反斗争的最高标准。

  黄苇町:我觉得任何一种真理都有它所存在的具体条件,所以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是从中国现实条件出发的,也是符合我们中国发展观,例如就讲社会主义,我们不搞西方制、三权分立这一套,但我们并不贬低和否认其他国家对的实践,我们完全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第一个中国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我们形成了新中国,光有这一点还不行,第二点是实践证明,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现在来说尽管有很多西方人士不断攻击我们,但是也没有谁提出谁能代替中国党,而且凡是一个不抱偏见的西方家也提出来了,从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可以看出来中国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党处理经济社会问题的娴熟程度,应该说是超过了很多西方家的。所以我们说科学发展观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坚持改革开放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从历史看,1980年的时候,就说过,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从苏联照搬来的,它在苏联就不成功,更别说在中国,这种体制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太少。十月后召开的立宪会议,在代表选举的时候,由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结果代表农民的社会党获得60%的席位,当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只获得了25%的席位。布尔什维克党便派水兵驱散了立宪会议。那为了避免再发生这种事情,1924年在苏联选举中采取了什么办法?就采取了2.5万名城市居民产生一个代表,12.5万名农村居民产生一个代表,也就是说城里一票相当农村五票,这是什么意思?通过这样的选举就可以保证工人阶级代表占了绝大多数,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做,我们解放后也是学的它,因为中国农民的比例就更大了,所以我们在1953年选第一届代表的时候,我们是1:8,比它1:5还多,后来直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才调整到1:4,到了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工人阶级主体成份已经是农民工了,两亿多农民工现在是工人阶级和产业工人的主体成份,现在我们从2010年开始采取“同票同权”,大家票数权利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原则得到了完全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影响,也就是去苏联特色。

  黄苇町:从我的理解,老百姓对党的期待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问题,实际上两个问题是相通的,老百姓不仅关注自己经济上的权益,也关注自己的权益。现在很多国企改制以后,现在很多国企职工不只关心他的工资收入,他也关心这个企业的干部任用,关心这个企业的管理,这已经成为我们国企党委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和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关心社会分配制度改革,这当然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差距非常大,这是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还有关心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比较突出。这是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

  应该说作为党代会的文件,不可能像人代会的文件那么具体,主要还是提供一种宏观决策意见,宏观的指导思想,但是从我们党的之前,局特别是领导同志密集的到地方包括基层去进行调研,应该说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指导意见。特别是大家都看到了近些年咱们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而且同志在“7.23”讲话里特别强调,我们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特别是要解决民生所关注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思想,保证老百姓过上最好的生活。我觉得总这段话非常重要,必将会浓抹重彩体现在党的报告中。

  黄苇町:这个关键时期实际就是讲我们党进入攻坚时期。这里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搞的增量改革,什么意思?不触动原有的一块利益,在增加的那一块上做文章。国企首先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所有制经济,另外发展个体经济来增加就业。这块东西在市场经营上是在我们体制之外培育民营经济,在改革顺序上也是先从能改革的形式上开始,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选择有利于我们减少改革的阻力,增大成功系数。但是一个在改革中暂时回避的矛盾,后来慢慢累积成非常大的冲突,例如刚开始的改革首先要改革贫困面貌,我们是效率优先兼顾平衡,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统计局有一个数字,最高百人收入和最低百人收入相差三倍,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至高点,如果这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我们很难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央提出难度再大也要加快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现在中央很关注,收入分配经过改革这么多年的努力即将出台,这是很重要的方面努力。用我们的话说改革是怎么回事,现在肉已经吃完,剩下的都是骨头,而且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你啃骨头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克服这些风险,将来我们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站在这个问题上,这一点是我们改革攻坚的第一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现在改革已经由“单兵突进”发展到综合配套。因为经济、社会问题、问题都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不是独立的。所以现在你想扯都扯不开,我们党现在提出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什么叫顶层设计?就是我们要从俯瞰全局,要对改革的重要目标、先后顺序、综合配套要统筹安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时候我们改革是叫“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时候造成什么问题?在某一环节卡住了,就使改革进行不下去。这是第二层含义。

  第三层含义,改革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三十多年前我们刚启动改革的时候,大家都是“无产阶级”,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家那时候都是光脚的,我听有些人把那时候美化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凡是我们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候我下乡插队我了解,那时候确实很多农民离家的时候不锁门,因为家徒四壁没有什么可偷的,是那样一个状况。小岗村为什么能18户能齐心协力搞起大包干,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连温饱都保证不了,所以他们很快搞起来了,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大家都已经穿上鞋了,有的可能穿的布鞋,有可能穿皮鞋,但总之基本上没有光脚的了。所以过去皆大欢喜普世式的改革,所有人都要得到改革,应该说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可能出现不是这部分人不满意,就是那部分人不满意,改革就要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总会有人受损失,有人得到,可是挖谁的肉谁都心疼,谁都不干,这时候就使改革经常面临两难的途径,还有在改革中受惠比较多的人,不仅穿上皮鞋,还穿上进口鞋,他的状况好了,这时候改革精神也开始退化了,他认为现在蛮不错还改什么?这也是造成有人管它叫既得利益阶层,不管这个词是不是合理,但确实出现这样一种状况。

  第四层含义有一个特点,改革越往前走,人们期望值越高,遇到的困难越高,而且支付值也越来越高,因为人们期望值高了。《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这么讲,过去普调一级工资、粮价上涨几分钱,老百姓就欢天喜地。现在搞医保社保,成千上亿的投入却仍然有人抱怨这是“太平洋里磕鸡蛋——这哪算是做蛋汤”。就是说我们人口太多,基数穷,老百姓解决不解决问题。还有过去工厂增加收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会说破不破坏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搞改革,没有坚不可摧的创新意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第五个层次就是我们党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现在党的队伍也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党内既有雇员党员,也有老板党员,既有生活非常困难的党员,也有非常富裕的党员,既使是亿万富翁也有1/3是党员,这也说明是好事,说明我们社会基础在扩大。因此,同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也会存在受益的党员和利益相对受损的党员。这种利益冲突也会反映到党的领导层里,特别是有些党员,所以现在有人说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刚开始,很多属于观念之争,是“左”还是“右”,很多对改革不理解,但他还是从事一种传统观念,思想比较僵化跟不上,但他心里还是为党好的,“左”和“右”,而现在更多不是观念之争,而且是利益之争,而且利益冲突反映在党的领导层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改革更多要冲突思想禁区,那么现在我们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冲突利益雷区,应该说冲破利益雷区的难度比冲破思想禁区的难度大得多,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说改革难在哪儿?改革特别难在我们的改革已经逼近一些改革自身者的利益,现在是要自己改在自己头上,下一步改革改在自己头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改革可以说是个攻坚阶段。

  黄苇町: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个道路。我们所做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不让人民受欺负;为了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我觉得“人民”这个词是最近党员报告频繁出现的词,这是对的。在这点来说,我们是把人民摆在第一位,把人民幸福摆在第一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共同的价值取向。那么普通公民该怎么理解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我觉得有几点,一个要树立大局意识,改革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但不一定每一项改革都能使所有的老百姓同步获益,可能有先有后,有多有少,但总的来说大家都会进步,大家会越来越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大局意识。

  第二要有公识,我们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切身利益,和我有关的关心,和我没有关的就不关心,因为公识是社会主义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素质条件,我们要有当家作主的参与意识,要积极投身利国利民的改革,做改革的促进派,同时我们对侵害国民权益的活动也敢于斗争,我们既要有战胜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还要有和消极现象长期斗争的耐心和恒心。

  第三我们要有自立意识,建设和谐社会是很重要的。总提出要共建共享,共享不是坐享,除了失去劳动能力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可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只有自尊自立才能在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难得的舞台上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黄苇町:对于国际社会关注,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使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西方有评论称,人类21世纪实际从我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也使世界发生巨大变化。而现在我觉得这一点表现更突出,特别是去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3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沿海发达地区开放城市很多普遍都超过了10000美元。一个人口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国家,它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那是不是标志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就为之大变。美国高盛公司对我们有一个调查,根据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了20%。这说明我们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已经扩大了,但是话说出来了,你增长了,发展快了,世界经济格局变了,对原来的秩序也会形成冲击,有些人也会心理不平衡,比如像美国这样历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老实说他们过去对中国并不是很重视,上个世纪90年代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我见到美国政府一个中层官员,大概相当于我们司局长,他问我,你在中国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我说我是研究反问题的。他竟然大惊小怪的说,中国还有研究反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我们国家很多情况的无知到惊人的程度,那时候我也看了,确实从美国国内的报纸上关于中国的消息很少,除了有时候有一点负面的消息渲染,很少,基本不关注中国。但现在情况发生很重要的变化了,比如尽管最近几届美国总统选举都要想法“敲打中国”,但是还从没有像这一届总统选举这样频繁拿中国说事,从来没有这样。而且他们过去攻击中国问题、问题,显示他们价值观上的优势,这次可不同,这次主要攻击我们的汇率问题,攻击我们的经济问题,说我们抢走了美国人多少饭碗,现在他们把我们当做他自己的竞争对手来对待了。从这一点来说,反过来来说我们比过去强大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接连上演,弄得西方现在一片焦头烂额,而且从现在看不出尽头,看不清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就使他们一直非常自豪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优越的经济制度受到很沉痛的打击,而且很多人已经破产了,这个时候反而是中国以自己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无私的国际救援,承担起保障全球经济安全——说大一点是“火车头”作用、说小一点是“防火墙”的作用,我们避免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全球性的恶化扩散,即使在苏东聚变以后最唱衰中国的西方预言家也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承认当年自己看走眼了。现在像西方学者和学者也在开始研究“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另外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奉行的“重城市、轻乡村;重开发、轻环保;重增长、轻分配;重经济、轻社会”,这是一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念,而且他们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些国家也在关注我们中国,研究中国经验,看怎么向中国学习,走出自己的困境,能加快自己的发展思路,这两方面都是国际上更加关注我们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认为第一,这首先是好事,反映了我们国家发展了,我们现在对世界有吸引力,但我们也不能固步自封,特别是我们更不能尽捡好的听,我们自己还得探索可能科学发展道路,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轻易不要谈“中国模式”,而要看作鼓舞我们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道路。

  黄苇町:我认为同志的“7.23”重要讲话,实际上已经为的报告定下了基调,我从中看出至少有以下几点内容会在报告中强调。第一个强调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觉得这是贯穿报告始终的,“7.23”始终的一个东西。第二个要正确认识形势,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我们仍然是大有可为的经济发育区。第三个要有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实科学发展观,来推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第四个要推进体制改革,并继续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突出法治建设。第五个就是讲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六个也是更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进一步地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包括加强党的五大建设,也包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此外,加强生态建设、文化建设。

  所以我觉得这八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应该说不同行业的人员自然会关注和自己相关的内容,我是搞卫生领域的,我要关注社会建设,我是文化领域的,我是剧团就要关注文化建设,他会更关注自己的领域。但是有些需要大家都关注的,哪些需要大家都关注?就是报告确立了哪些重要的新理论、新思想,提出了哪些新经验、新要求,因为这些东西是反映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一个进一步的深化,也将通过今后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反映出来,有个著名作者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有三个中国:第一个叫数字中国,我们的高速、高铁、高楼、GDP,这方面很多非常辉煌的数字。还有国家实力,我们的外汇储备,当然我们媒体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也包括方面的一些数字。这叫数字中国。第二个叫网络中国。网络中国上可以看到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了,人们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吐槽,包括讲郁闷、愤怒、不快乐的地方,网络中国是第二个中国。第三个身边的中国。我们除了从报上、广播上听到一些数字,了解一些数字,我们通过网络上知道人们的反应、人们的看法,还有自己直接的所见所闻,通过身边的直接所见所闻。这“三个中国”单独看哪一个也许都不全面,所以说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只能在多方面观察社会的基础上特别要加强自己的理论思维,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才能正确认识很多社会现象,而不被一些表象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迷惑,我们才能坚定自己的信心。从小的方面看,我们也可以顺势而为,你的努力是和社会发展前进方向一致才能成功,你的努力和社会发展前进方向不一致就不能成功,我们顺势而为,就要从发展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包括我们现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有关这方面的科技就是有发展前途的,这方面我们就会投身这方面的研究、投进这方面的开发,对企业家也好,对科研人员也好都应该是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认真学习党的报告,对每一个公众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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